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

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出发，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进而从新发展观的视野考察我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并对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及其学理价值、科研特征与应用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和阐释。强调加强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性新发展观 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 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