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

同古代文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古人研究《世说》，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著力，对《世说》的整理流布、正确理解、赏析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必须指出，缺乏系统、流于驳杂、相对陈旧等我国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研究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研究也走上了学术健康的轨道。丰富多采的专题论文，完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蔚为大观，成果卓著。

　　20世纪的《世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注释、校勘、考证，同时也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题论文，为后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则在前五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1928年）、李审言《世说笺释》（1939年）、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简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视野开放、角度新颖、大开大阖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则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道悦目的风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1940年）、 冯友兰《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

　　此外，鲁迅《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从成果上看，校注与专题论文齐头并进，各擅胜场；并且，出现了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对《世说》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可以说，这五十年，是《世说》研究的兴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突出印象是：专题论文的丰富多采，校、笺、注、译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继问世。但是，由于因素的和制约，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说》研究，与世纪末的近二十年相比，显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许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1957年）；王佩诤《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此外，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年）也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6、1957两年，此后长达二十年间，《世说》研究滑入低谷。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在众多的论文中，对以下几个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一）《世说》作者及书名问题；（二）《世说》版本及注释问题；（三）《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四）魏晋清谈研究；（五）《世说》特色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等等。这些热点的形成，是潮流与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刘兆云、侯忠义、郑学韬、宁稼雨、江兴祐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热点问题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集注〉序》和罗国威《〈世说新语词典〉序》也是两篇颇见功力的概述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