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习生实习报告范文

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提前了解社会、认知自我、准确定位，树立正确的立业观和择业观，在就业过程中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在短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篇“优秀实习生实习报告”，欢迎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四个月所遇所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是因为7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2011.7.27)

7.23列车事故时候，中青的这篇文章以一种细腻而舒缓的方式刺入人们心中，刺到最深处、最痛处。

这就是中青报，这正是它应有的风采和力量。虽然庄重严肃，却从不吝啬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表达，每每总是从细微和平常之处发掘真相、扶持正义。

读完这篇文章，和中青在一起的日子，也变得开始历历在目、越发清晰起来。

因为高中时期对它的偏爱，在实习志愿表上，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它的名字。

报社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样，我以为记者是年轻人的事业，报社中应当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激扬文字、慷慨而谈，甚至还有点愤世嫉俗。然而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静，说冷清也毫不为过。从二楼到四楼的记者办公室里，三三两两的人，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记者平常是不坐班的，不是在外面跑，就是在家中写稿。而正是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我开始慢慢了解到一个在课堂上无法触碰到的最真实的新闻世界。

一，新闻不是“帮帮看”

很幸运，我被分到了中青法治与社会版面，这个版面，注定不会宁静。

法治版的实习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接待上访者和接听热线电话，从上访者口中找到值得成稿的新闻线索。于是，每天我都有在与弱势群体打交道;于是，我听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让刚刚从校园的象牙塔里出来的我，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的辛酸无助。

年轻的农村小伙儿和他年迈的父亲被同村人用土枪打伤致残，因为最初的重伤证明被改成轻伤而无法申请立案。他们俩父子拄着拐杖来报社，但是证据不足，没有重伤证明，我们帮不了他们;

监狱里的亲人“触电死”，还没有看到尸体监狱就给火化了，只去捧回一个骨灰盒，但是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了，时隔境迁，证据不足，想要个说法也难;

因为强拆去上访的青年被抓去劳教两年，抓去后又不给探望，青年和家中没了联系。他的母亲哭着打来电话，求求我们帮帮她，但是上访被非法劳教的人太多了，新闻价值已经不剩多少;

五六个村民来报社揭发村支书卖了他们的地，他们很气愤、很无奈，他们蹲着和我诉苦，用无助的眼神期待着我能够帮他们。可是这样霸道蛮横的村支书恐怕不在少数，他们的材料又太单一了，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公示和合同，成不了新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孕妇被认定成揭发领导腐败的检举人，揭发又以诽谤定罪，拘留、盘问、恐吓……因受惊吓胎儿在腹中死亡，孕妇自杀未遂。后来几万块让案子不了了之，但孩子再也回不来;

开始的时候，我带着那一份份求助和希望将线索一个一个报告给老师，老师否定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原因大多都是因为此类事件发生得太多，缺失了新鲜性和显著性，比如强拆、劳教、黑监狱……除非他们的事情有所特殊和重要性。这个时候我总会心有不甘地补上一句，“他们很惨啊”。老师说，不是惨就能报。

接待的上访者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明白了。确实，不是惨就可以报，新闻价值毕竟不是以“惨”来评定的。悲惨之事数不清，可怜之人帮不完，甚至，在一遍遍报道哪儿又强拆了，谁又成了惨烈的钉子户，大众反而变得麻木，悲剧反而被视为常态。

带我的王老师常常反问我的那句话：“报道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为读者单一呈现简单的事件，像计算器一样列出一个又一个相同的悲剧，而是应该找出最能反映问题和矛盾的事件，做出细致的采访和深入的分析，力争一篇文章能解决一点问题。

不报道，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惨，惨得不够彻底，而是因为他们虽然很惨，但是他们的证据不足、反映面不充分，他们的遭遇被报道对推动法治进程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用太小太小。时间、空间、版面和政策的限制，让我们只能有所筛选，找到最能戳中矛盾中心的事件去报道，用以推动法制的完善，从而减少悲剧的发生。

二，“被拒绝”和“有耐心”的博弈

新闻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难免被拒绝，可是采访任务没完成，被拒绝多少次也要硬着头皮继续。

曾经为了各地公布一把手电话，我要打电话看看那些被公布的一把手领导手机号码是否打得通，一整天的时间，我就和电话为伴了。

副主编跟我说要多打几个地方、多打一些领导的电话，问问一把手号码公开后的'效果如何。于是，光是在各地政府的网上查公开的电话就耗时不少。我列出了五个地方，每个地方二十个领导电话，一共是100个电话。一一打过去，并记下哪些号码拨通、哪些号码是空号、哪些无人接听、哪些被中途挂断……

虽然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但是打电话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一般一个地方的领导电话最多只有半数能够打通，打通之后因为开会、出差等没时间接受采访的又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一听我是记者就挂断的，我只好本着能顺利采访一个算一个的原则，

一天下来，100个电话打完了，我甚至有了电话恐惧症。不过一天的耐心是有所回报的，之后成稿的《公布一把手电话，是不是个好制度》成为我实习以来字数最多的一片稿子，占了半个版面。

同样，在做政府预算公开这则新闻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更大。在采访南阳市物价局、药监局、卧龙区财政局等关于他们公布的12套2010年预算报表的时候，我终于明白的“滚皮球”的威力。给这个部门打电话，或者说要找另外的部门，或者说当时管事的人已经调走，或者直接说不了解。

费了大半天功夫，却没采访出个什么结果，我只好去请教老师。王老师出了主意，先要认真分析已经拿到的财政报表，分析出结果，有了证据再有目的的去问当时做报表的人，为什么表上有些条目没有数据、为什么报表如此简单粗糙、当时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果然效果不同，终于有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回答。

这几次或柳暗花明或不尽人意的经历告诉我，碰壁是在所难免的，被拒绝是常态，一篇报道成功与否，与记者的耐心基本成正比。

三，无助的孩子，心中的遗憾

实习期间，所发过的大大小小的报道里，竟然还是不能挑出一篇最满意的作品出来，很是遗憾。因为我最看好和期待的那篇新闻没能最终发出来，成为了最大的遗憾。

这正是8月份所热议的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除的事情。据京华时报消息，近日，大兴在旧宫火灾后将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拟取缔数百家“黑园”，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要求在9月1日之前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

我走进的大兴区育红学校，在当地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条件算得上很好了。两排的双层教学楼，32个教室，较宽敞的操场，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每个教室都按规定标准为54平方米，而且每个教室中有两台空调和一台饮水机。

虽然没有铺上地面砖，粉刷得也不够精细，但是教室干净整洁，黑板上有彩色的板报，教室的小喇叭也会定时播报。简单却不简陋的这里就是800多个学生获得知识的殿堂。

而一学期700块的学费，对于这些打工家庭来说，相比单单进公立学校就要收的3万块的赞助费，已经很合理了。

张鹿洲今年14岁，是大兴区西红门镇育红学校六年级的学生，老家在河北，从小父母离异，后跟随打工的父亲来到北京这座大都市。可现在爸爸又去了外地打工，他独自一人被留在了北京，留在了育红这所打工子弟学校。

校长说，鹿洲的爸爸每三四个月会固定寄过来40块钱，这些钱就成为了鹿洲的学费、生活费。“学校基本是免费收留他，让他和单身教师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李校长说。而像这样被减免费用，基本免费的学生占到了学校人数的25%左右。

高迪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老家河南，爸爸妈妈来北京种地，一家人常年住在菜地边搭建的棚子里，学校就在离菜地几十米的地方，伙伴们的家都在菜地边上，他们住在一起、学在一起。现在学校要拆了，她不知道以后该去哪儿上学，她也不想回老家上学，因为她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未回过那个所谓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