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译者;表现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是认识和创作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有助于读者接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让读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艺术现实，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吉维・加切奇拉泽说：“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译者的思想无限地接近其反映的对象――原作。译者必须把原作‘再现’为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再创造一个与原作类似的完整的艺术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du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duction.两处引言很明确地指出了翻译与创造，再现的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译者必须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原则而斗争，必然得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改变原作的面貌并使之服从自己的目的。

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教授亦在其《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为人类一个文化，文学翻译是一种颇为微妙的矛盾现象。作为文学，它理应把一件非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而作为翻译，它又应该把一件外族的文学作品传达过来。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要“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觉”。诚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也是创作，是译者创造性地艺术再现原作风貌的过程，而创造性叛逆则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

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列宁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需要钻进原作的外壳和灵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历史现实，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创作个性，创作手法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制约决定了译者主观性不可避免。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从高不可及的圣坛上驱逐了下来，并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文本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读者，他强调意义是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产物。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从而获得了解放，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原文作者，他们可以赋予原作一个新的生命，是译本的创造者。

三、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个性化翻译

由于译者风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译本，经不同译者译出，其风格也必定不同。不难理解，不同的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译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历代翻译家在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时就表现出各自鲜明的风格。下面节选第一小节的译本简要加以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郭沫若采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运用了归化法和改创法，用与原文相近的古语，在形式上与原文一一对应，体现了译者一贯的“尽力使译文气韵与原文相符，译文简洁明快，把原始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主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译文因韵害意，风格上也与原文有差异。而王佐良采用翻译新诗的形式，并沿袭自己翻译英诗的一贯风格一――以诗译诗，用简单，明快清理，富有音乐感的语言表达了原诗纯朴真挚的感情。还创造性地使用“迎风”、“合拍又和谐”来翻译原文，使得译文形神具备。因此，比较两种译本不难发现，王佐良的`翻译在内容，形式，风格和艺术技巧上都成功再现了原文。这也印证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家对同一首短诗的翻译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翻译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